乡村振兴五星级示范村现场竞选会：助力共同富裕示范区创建工作

而在这样的境况下，以目前的分业监管体制，不仅在微观上难以对上述各外资金融集团实行有效监管，宏观上也很难对外资金融集团在我国的发展和风险现状加以全面把握。

而该监管体制保证了各监管部门的合作，既能减少监管信息成本和节省资源，也能有效降低行政诉讼风险。具体而言，《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和《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三部法律在同时审议时已为解决监管缺位等问题作出了一系列制度安排。

2009年3月30日，北京市金融工作局挂牌成立，主要负责统筹北京市金融产业建设发展，服务在京金融管理部门和金融机构。目前市场上的理财产品分为银行类、证券类、保险类、金融衍生类、贵金属类等，通过理财产品将普通投资者与商业银行，将商业银行与证券公司、保险公司、信托公司等金融机构联系起来,金融理财产品、金融服务已经出现明显的统合趋势。第一种方案的最大优点在于可以较为有效地规制主要金融控股公司的风险，避免监管真空和监管缺位的存在。同时受各机构的监管领域和监管优势所限，可能造成监管失位或者监管不足。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各发达国家纷纷走上了寻求集中监管的道路。

通过实现大金融部委制，尽可能地防止因日新月异的金融创新产品的出现而导致的监管空白，提高金融监管的效率。这对分业监管体制提出了挑战，实践的发展呼吁统一监管体制。(12)约翰•贝拉米•福斯特：《资本主义的金融化》，《国外理论动态》2007年第7期。

这一看法是错误的，其错误在于将资本主义经济简化为了存在借贷资本和产业资本两个集团的前资本主义经济。从这个意义上讲，科茨关于金融化是新自由主义重构的产物的这一判断似乎有其正确性，但是这种联系毕竟太过间接了。在这篇论文中，作者认为，创造了资本主义黄金年代的战后美国的社会积累结构有赖于四个制度性支柱，它们分别是：第一，劳资关系调和，这一点是指在保证管理者对企业决策的控制权的前提下，工人可以分享资本家的繁荣，包括工人实际收入的提高、工作条件的改善以及就业保险等。因此，无论是像每月评论派那样将金融化视为新自由主义的主导力量，还是像杜梅尼尔等人那样将新自由主义视为恢复金融霸权的社会秩序，这种将新自由主义与金融化之间关系解释为表象—本质关系的看法并不符合实际。

④之所以说是金融霸权的恢复，是因为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20年代大萧条之间的时间里，金融资本曾经实现过第一次金融霸权，其后，金融权力被削弱了，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再一次实现了金融霸权的统治。而第二种含义的新自由主义则更宽泛，不仅包含了第一种含义在内，而且还包含了这一时代中所包含的其他与狭义的新自由主义关系不大甚至是截然相反的理论与政策，即广义的新自由主义。

其次，当前的金融化进程和金融资本统治地位的恢复是其摆脱了自大萧条和二战以来对金融资本严格限制的结果。另一方面，金融化强烈依赖较为宽松的货币环境。在新自由主义方案中，资本集团是以一个整体的面貌出现在与其他社会集团斗争的战线上的，我们不仅未发现其中旨在提高金融资本相对地位的内容，而且甚至其内容主要是响应产业资本的诉求。在质的方面，金融部门或金融资本占据主导性地位。

从80年代后期开始，美国金融部门的产值持续快速增长，其产值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在2006年达到8.3%，较1987年和1993年分别增长了1.93%和1.51%(见图2)。首先，如果认为金融化主导了新自由主义方案，那就意味着新自由主义方案主要要解决的问题将是对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关系的调整，从而使金融资本成为资本内部占据统治性地位的集团。他们将其垄断资本的理论和方法一以贯之认为金融化导致垄断资本主义步入新的混合时期，这一阶段可称为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垄断金融资本时期。⑨对二战后资本主义社会积累结构的分析中，美国学者大卫•戈登、托马斯•维斯科普夫以及塞缪尔•鲍尔斯的《力量、积累与危机：战后社会积累结构的兴衰史》无疑是极有代表性的论文。

(22)罗伯特•布伦纳：《全球动荡的经济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83页。大萧条之后，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通过了一系列金融法案，如银行法、证券法、证券交易法、联邦储备法、国民银行法案等，其基本精神是加强对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监督管理。

那么，在当前的金融化的历程中，上述两方面的制度性条件是如何形成的呢？其形成是否是新自由主义方案的既有内容或直接后果呢？ 首先，美国金融业的去管制化进程主要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而不是80年代。我们已经说明，新自由主义与金融化是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接连出现又接连失败的两个相互独立的阶段，这意味着在其黄金年代结束之后，资本主义并未建立起一种有效的资本积累体制，无论是倾向于产业资本的应对方案还是金融资本主导的金融化方案，都已经无法创造出更好的资本主义模式，这充分体现了当前资本主义的晚期特征，其替代方案只能是社会主义。

(26)因此，从效果上看，新自由主义方案一经采用，就立即遭到了失败，到80年代中期，新自由主义方案中的一些核心内容已经或被放弃，或被修改。比如，他们对金融资本的定义不仅包含了传统意义上的金融资本，还包含了资本所有者的上层即大资本。据他们所说，凯恩斯主义或管理主义妥协是这样一个结构：它对大部分雇佣工人实行了特别广泛的妥协，而自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金融资本的相对权力、收入和财富在一定程度上都受到了削弱，国家机构的政策被确定为为实现诸如增长和充分就业这样的特定目标，这些目标与资本的利益并不一致。但是，这两项法案的目的是实现利率市场化，其主要内容是解除对存款利率上限的管制，而基本不涉及金融机构分业经营制度的调整。⑩因此，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陷入危机正是这一积累结构衰退的结果，即上述制度性支柱在20世纪70年代均难以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最后，欧洲和日本经济重建完成，开始在国际市场甚至是美国市场对美国企业产生强烈竞争，终结了美国资本在战后享有的低竞争局面。

第一种含义的新自由主义较为确切地指称了一组经济社会理论及政策主张，可称之为狭义的新自由主义。(29)从本质上看，所谓后新自由主义方案并未超越传统社会民主主义的窠臼，主张通过重建嵌入式资本主义来回应当前危机。

然而，当支撑制造业发展的努力以明显的、令人遗憾的失败而告终时……他们决定放松金融管制但是，随着老龄化越来越显著，意味着保险业的相对重要性在迅速上升。

现在，经济面临转型，已经不再是简单的经济赶超的时代了，劳动力成本在上升，原来倚重的一些上游重化工业基本上程度不同地产能过剩，需要转向鼓励创新。其中最受人关注的是他提出的创新理论，包括对创新的界定，他界定新的生产函数的引入。

从全球范围来看，金融业的现实影响力越来越大。刚刚朱灿博士说看好保险业，其中很现实的因素就是人口结构，人口结构与金融结构之间由着十分密切的互动关系，例如人口比较年轻的时期储蓄率高，同时经济发展处于工业化、城镇化阶段时，以存贷款作为主要业务的商业银行在金融体系里面常常占据主导地位。在2008年以来的次贷危机后，全球不少国家发行的大量的货币，刺激资产价格上升，导致在全球次贷危机之后，经济的复苏变成了有资产者的复苏，没有资产者的资产被稀释了。他们只需要每年保持5%的回报，到他们60岁的时候，将是一个非常可观的数字。

客户资金和自有资金的分离。从这一轮全球金融创新看，金融创新产生的收益与风险，对不同社会阶层的影响是不一样的，仅仅就大规模的量化宽松为例，大规模的救助必然使其中持有较多资产的阶层得益，而更多公众实际上是输出资源。

我的一位从事金融监管的朋友曾经就提及到一个他的观察，他说温州的资金非常的敏感和高度的市场化，这些资金涌向哪里、哪个领域，中国的金融监管者就要注意了，因为这些灵敏的市场资金可能嗅到了什么金融创新的空间来了。这几个方面都是支撑金融创新的重要构成方面。

有的地区的县级财政状况欠佳，这些地方的投融资平台信用状况也不好，地也卖不出去，所以商业银行很早就已经不借钱给他们。在2008年4万亿刺激政策带动的信贷大规模扩张时期，全国的信贷大扩张，浙江的信贷增速高于全国，温州的信贷增速又高于浙江。

第四个是新的材料原材料的供应来源的发现和掌握。为什么以前的金融危机冲击有限，而现在可以快速传染？因为通过金融创新，全球各地的金融市场从宏观到微观、到中观、以及监管体制等越来越相似，成为一个网状的结构。比如，互联网金融的发展，风来的时候是故事，风一走变成事故。但是，这个经济周期转换时期的空前活跃的金融创新的时候，从投资层面也是要特别谨慎的时期。

这些项目从正规的渠道获得不了金融资源后，就不得不以更高的成本找其他的渠道。如果把这个视角用来评估刚才朱灿博士讲的对P2P、众筹的看法，我觉得是比较客观的，也是冷静的。

我听到过的最有代表性的批评之一，来自曾经担任美联储主席的保罗•沃克尔（Paul•Volcker）。你们去西安或者洛阳看看，如果挖出盛唐时的一罐铜钱，如果没有战乱，唐朝的一罐铜钱是不是基本上可以把纽约买下来？但是，战乱把财富摧毁了。

在危机的启动阶段，常常都有人说：这次不一样，这次是互联网，这次是铁路，但是放到一个金融周期的客观指标上来看，是否每一次的评价都一样？运行周期常常是这样的：一个特定的产业开始复苏，吸引了很多资金的涌入，然后大家加大投资，借贷扩张，带动这个行业继续扩张，投资收益随着投入的迅速上升形成边际收入递减，一直到为数甚多的筹集资金的成本已经高到比投出去的钱的可能收益还要高出很多的时候。我想说的是，现在，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和人类的进步，金融的资源积累得足够雄厚，就使得它越来越具有重要的、独立的、甚至是超前性的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力，通过金融创新来带动具体的实体经济的创新。